为什么要避开事实谈动机呢？因为一旦能证明举报者动机不纯，就能证明举报者道德有问题，进而证明举报者的举报是错误的。只要能从道德上搞臭对方，就可以打倒对方。追根溯源，从道德上先发制人，这在等级社会中是博弈的优势策略。传统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，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等级来分配。不同等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平等可言。虽然有法律，但是法律对不同等级的公民也有不同的要求。“刑不上大夫”就是歧视性处罚的明证，而所谓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不过是一句口号而已。连人称包青天的包拯对犯有不孝之罪的皇帝都只能鞭打龙袍而已，其他人怎敢挑战皇权？不同等级之间唯一的共同约束就是“道德”。因为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”。哪怕是当朝皇帝，也不可能在道德上超越尧舜禹这样的圣明之主，偏偏皇帝们又都主动或者被动地宣称自己希望成为一代圣主。于是，一旦臣子对皇帝不满，只能从抽象的道德上提醒，而不能指出任何实质性的缺陷。对付难以用刑的大夫们，则需要抬出孔圣人的道德标杆。而对付等级低下的人，甚至不用大肆进行道德批判，家规国法就成了这些人的“明规则”。因此，如果说等级社会有平等的话，那唯一的平等便是“道德面前人人平等”。弃法律而用道德，这是中国长期徘徊在法治社会之外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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